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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
“‘卡脖子’问题，如果只是往后看，实际上我们是被动的，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去弥补过去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在做“亡羊补牢”的跟随和替代。事实上，面向未来，我们不只要关注已经落后的部分，更应该站在现在去想未来可能被‘卡’的地方，然后去突破它。ICT产业已经从标准引领发展到标准+开源引领, 在开源重构软件、软件定义一切的时代，中国的学术界和产业界应该学会驾驭“标准+开源”双引擎，才能扎根并最终突破核心技术、主导社区科技共同体、立足中国面向全球建立生态。”
鹏城实验室AI开源平台办公室主任刘明
机器人玩冰壶游戏比人类还厉害！被别人要墨宝要烦了可以让机器人替自己写!10月18日，在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办的2019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2019）上，当韩国高丽大学人工智能系主任李晟瑍教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扬生分享自己研发的机器人成果时，在场听众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大会现场
然而，同样是在这次大会上，复旦大学教授王国豫也指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另一面，例如由算法偏见造成的性别、年龄、种族等歧视，以及由数据共享带来的隐私泄露等。正如她所言，“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已不是单个的技术问题，也不是算法问题，而是缘于技术系统和人的社会生活系统的交互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致辞
然而，随着智能化社会的到来，首当其冲的就是信息技术各个细分领域迎来变革期的挑战。
例如，就软件发展而言，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左宁认为，“在以5G 技术为代表的物联网时代，万物互联成为软件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使能技术，系统软件发展迎来了重要的变革期。”
其具体表现是，在泛在化的背景下，跟系统软件相关的资源域、应用域、作用域等要素发生了变化。“软件定义”的趋势愈加明显，整个IT架构可以重新整合并分配，提升系统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而根据泛在资源和泛在应用的变化，系统软件的边界必须能够柔性定义，能够和硬件、应用软件垂直整合。在这一背景下，“未来系统软件发展的核心将是生态”。陈左宁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左宁
今年是国际互联网诞生50周年，也是中国接入互联网25周年。在此之际，谈及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方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认为，互联网的关键核心技术是互联网体系结构。多年来的发展证明，互联网体系结构已经与计算机体系结构（CPU）、软件操作系统（OS）一起成为数字世界三大基础性关键核心技术。然而，随着智能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也将面临扩展性、安全性、实时性、移动性和高性能等五大技术挑战。例如，互联网安全问题日益严峻，亟需可信任基础；互联网缺乏实时性保证，许多应用受到限制等。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徐扬生在分享他长达三十多年研究人工智能的感悟时说：“很多人常常问我，你这个机器人做出来有什么用？我跟他说大多数机器人做出来其实都没什么用，我做的时候也根本没有想它有什么用，就是觉得挺好玩的。”
“搞科研就是这样，不能太功利了。”徐扬生意味深长地说。
在王国豫看来，人工智能伦理起源于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恐惧和担忧。然而，人工智能不是单一的技术，而是涉及多方面的技术系统。其不仅和主体人联系在一起，而且作为中介和社会实践交织在一起。
复旦大学教授王国豫
人工智能一旦获得了自我意识，是否会“从奴隶到将军”？对于这一问题，王国豫认为，从人的自主性和自由丧失的角度看，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在增强人的能力和行为自由的同时，使得人越来越依赖于它，这种依赖性也可以解释为人的独立性的丧失。因此，“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早作准备，理论上人对机器人有依赖性是很可能的。”王国豫说。近在眼前的现实是，人工智能因算法偏见导致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语言偏见和相貌偏见，数据共享带来的隐私泄露、特别是群组隐私泄露问题，都已经到了亟待解决的地步。
因此，“人工智能伦理应该从可能性推测走向可行性探索。”王国豫认为，“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不仅是伦理学家的事情，也不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事情，而是需要更多跨学科的合作。”
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作为人工智能领域从业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IEEE Fellow）、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则持乐观态度。他告诉大家，1950年，当人工智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时代》周刊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人类是否会制造出一个超人？”然而，时至今日，人工智能还处在弱人工智能发展阶段，强人工智能还遥遥无期，仍然是“弱人工智能很强，而强人工智能很弱”。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洪小文
在他看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即便人工智能出现问题，“最后还是要怪人而不是怪技术”。
在10月17日下午 CNCC2019上举行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以“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是力出一孔还是百花齐放”为主题探讨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
论坛主持人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健和滴滴出行科技合作总监吴国斌将“卡脖子”技术总结为芯片制造工艺、超级计算机、5G等“硬卡”，操作系统“半卡”，EDA、工业软件等“暗卡”多种形态。
滴滴出行科技合作总监吴国斌
北京彩智科技有限公司CEO徐建军认为，要想解决“卡脖子”难题，最关键的还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过多强调“力出一孔”，多方整合、协调，反而会导致解决过程流于形式。“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要激发市场的创造力。”
要破解上述瓶颈，清华大学教授唐杰认为，重在营造更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改变目前比较浮躁的学风，让学者们真正做学者应该做的事情，回归最本质的问题。“如果你在你的领域变成最牛的学者，或许就能帮国家解决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了。”
“‘卡脖子’问题，如果只是往后看，实际上我们是被动的，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去弥补过去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在做“亡羊补牢”的跟随和替代。事实上，面向未来，我们不只要关注已经落后的部分，更应该站在现在去想未来可能被‘卡’的地方，然后去突破它。ICT产业已经从标准引领发展到标准+开源引领, 在开源重构软件、软件定义一切的时代，中国的学术界和产业界应该学会驾驭“标准+开源”双引擎，才能最终突破核心根技术、主导社区科技共同体、立足中国面向全球建立生态。”鹏城实验室AI开源平台办公室主任刘明提醒说。
鹏城实验室参会合影
转载 | 中国科学报（计红梅）
编辑 | OpenI秘书处媒体组